《传记》第四期 选登文章

一、只留清气满乾坤   （贾庆林）

                               只留清气满乾坤  贾庆林

    项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但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在他留下最多业绩的八闽大地，在他晚年倾注最多心血的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深切地缅怀他。作为项南同志的老部下、老朋友，当我捧起这本由福建同志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共同发起编辑出版的《项南画传》时，对他的思念和崇敬之情又涌上心头。

　  项南同志的一生，与时代发展同命运，与祖国巨变共相连。他1918年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少年时代追随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辗转上海、南京求学。1937年他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经党组织安排，项南同志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广大抗日军民一道与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工委第二副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此时他还不满40岁。1958年项南同志被错误打成“右倾”，“文革”中再次被打倒关押。1970年恢复工作到1980年，他先后担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也正是从一机部开始，我和项南同志成为同事，从此结下深厚的同志情谊。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派项南同志到福建工作，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学习、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清除“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大胆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干部。他坚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热情赞扬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富有远见地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他坚定地支持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积极倡议并促成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为特区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林业、牧业、渔业、经济作物等八大基地，积极推动对振兴福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十大基础工程建设，即建设福州和厦门两个海港、两个机场、两套电信，改造鹰厦铁路，建设福厦铁路、漳泉铁路，整治闽江、九龙江，建设沙溪口电站、水口电站等。他重视教育、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尊重知识分子，倡导“以智取胜”。他重视落实华侨政策，善于同港澳台同胞交朋友，促成海外侨胞踊跃来闽投资、办厂、兴学，争相造福桑梓。项南同志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换来了福建改革和发展的累累硕果，赢得了八闽儿女的无比爱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项南同志退居二线后，还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他不顾年老体弱，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贫困地区，深入调查研究，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讨脱贫致富之路。积极扶持农村教育事业，努力推进东、西部干部交流，为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项南同志终其一生，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他勤于学习，思想解放，思维活跃，敢为天下先，富于创新和求实精神。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经常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倾听百姓的呼声。他衣食住行十分简朴，一贯反对特殊化，对亲属子女要求严格，绝不允许假公济私。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不愧为领导干部的楷模和表率。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项南同志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人格魅力的写照，项南同志的未竟事业，需要我们后人团结拼搏、持续前进；项南同志的高风亮节，更需要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我想，怀念项南同志，学习项南同志，意义正在于此。

二、八千里路云和月——《八闽开国将军》拍摄日记   （练建安）

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闽开国将军》拍摄日记

                 练建安

                  8月17日·汀州

8月17日上午，纪录片《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长征组”与“华东组”分别从福州出发，前往目的地采访拍摄。

我们福建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涌现了83位开国将军。闽籍开国将军，中央苏区闽西最多，71位。所谓的开国将军，按老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打天下”的将军。他们征战南北，战功赫赫。任何一位将军，都可以写成鸿篇巨著。

2005年10月，历时五年、数易其稿的6卷8册300余万字的《八闽开国将军》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忝为常务副总编、主撰稿，彼时，高手云集，可谓兵强马壮也。一年后，上下两卷100余万字的《福建籍开国将军画传》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时写稿与编辑，就基本由我和宋四根大校“协同作战”了。再往后，计划摄制30集电视纪录片，撰稿工作则全部由我独自承担。重任在肩，我感到压力特别大。 

2011年为建党90周年大庆之年，在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下，30集《八闽开国将军》列入“国家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项目。

我们此行，计划沿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从长汀直到陕北，再重点拍摄闽籍八路军将领和解放军将领在北方的战斗地点，远抵鸭绿江边的丹东，从大连渡海到山东烟台，由鲁入苏浙返回福州。

“长征”摄制组成员为练建安（总编导之一兼总撰稿）、曾汉辉（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廖阁林（摄像师）、傅启德（驾驶员）以及开国将军后代涂勇。为顺利完成任务，我们携带了高清摄像设备，乘坐一辆别克商务车，车号闽某某O78。

出福州，青山绿水连绵。下午5时许，一路顺风抵达长汀县城，落日余晖映照着泱泱汀江与卧龙山麓。电话响起，得知从武平出发的“演员组”在“云骧阁”早已等待多时。

历史电视纪录片需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情境再现”，也只是因为历史画面不足所采取的权宜之举。有时，却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这是我的一种理解。

我们的演员，是特型演员。毛泽东主席的扮演着，是一位武平老乡，名为李福辉。去年，武平记者茂老弟向我推荐了这位仁兄，我送了2本研究毛主席的专著给他。我说，形似还须神似，多研究，你会成功的。

前些日，李福辉从我的博客中看到纪录片《八闽开国将军》的拍摄消息，提出参与的设想。我想，可在长汀拍摄毛主席与傅将军关系的若干“情境再现”。即与之电话联系，请李福辉在网上找一些资料，创作一些“情境”与“对话”。与谁对话？警卫员。我说，红花绿叶，没有警卫员，演不成。

李福辉办事效率高，几天内，找到了一位警卫员，并迅速为他定制了服装及“盒子炮”等行头。李福辉创作了“情境对话”，以短信发给了我。我看过后，大声叫好，一年不见，李今非昔比。

太阳还没有下山，光线良好。我们开始了拍摄。我发现，李福辉悟性好，应变能力强，心理素质特别好。

顺利拍摄完毕，我们收工，步行来到水东桥。李福辉在桥头站立片刻，观者如堵，交通几乎为之阻塞。

这天傍晚，李福辉给汀州古城的一些百姓带来了快乐。我想，那些见证者们，一定会有人和亲朋谈谈这次“奇遇”，或许，在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人还津津乐道。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促成这次“奇遇”者是谁，甚至，他们不会知道毛的扮演着叫李福辉。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位扮演者是武平人，和他们的家乡仅仅一山之隔。

     8月18日，长汀·瑞金·于都·赣州

8月18日晨，前往福音医院拍摄毛主席访问傅医生故事，采访地方文史专家钟彬彬。

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曾汉辉到此会合，将一同参加“长征”。

曾汉辉主持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以敬业著称。日前，我们在北京采访闽籍将军及其家属时，听闻他们对曾汉辉多有赞誉。此前，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王石炎会长一再指示，务必联系曾馆长一同出发。曾汉辉亦为电视纪录片《八闽开国将军》编委会副主任。

上午10时许，送毛主席特型演员及警卫员到长汀汽车站，与之握别。我们前往江西瑞金。

到达瑞金，满街可见红旗招展。此地为“红都”。多见“红军”、“红旗”、“毛体字”、“毛主席诗词语录”等特别强化的红色文化符号。

采访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杨副馆长。他说，赣州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者为39万人，闽西10多万人，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牺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车上，我和曾馆长谈及赣州、闽西红军的数字问题，一致以为，若把赤卫队等红色武装计入，闽西“红军”的数字当大大超过10万。

往于都，采访红军长征第一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此集结，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

此地讲解员肖婷婷讲解水平很高。摄制组人员对此印象深刻。

夜色中，我们前往赣州。

     8月19日，信丰·崇义·大余·汝城

8月19日，上午，购汽车卫星定位仪。前往信丰县，该县博物馆何馆长、小赖等热情接待。博物馆在大圣寺塔旁。信丰有条大河，曰桃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此地为敌第一道封锁线。1949年，大军南下，老红军、闽籍开国将军陈仁麒与贺晋年率四野48军追敌赣西南，刘禄长师长（闽籍老红军、开国将军）率部智取桃江大桥，解放信丰。

下午，从信丰往崇义，过大余县入湘南汝城。江西省大余县与湖南省汝城县之间，有分界牌。我们在此合影留念，时为当晚7时50分许。

汝城为交通要道，山城，旅馆多，停车场少。我们绕城转了大半，入住“运易通”宾馆。

      8月20日，汝城·宜章

8月20日，汝城，定制“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一面，采访车加“国家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标记。

“创新广告”公司经理欧阳，其二女婿为闽西武平人，正是我等同乡，此为巧遇。

拜谒濂溪书院。书院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周敦颐在此讲学。

拜谒开国上将朱良才故居。朱上将故居在外沙乡外沙村，即太保里。朱上将曾就读于濂溪书院，多才，系名作《朱德的扁担》作者。如何体现红军官兵一致？战士下山挑粮食，朱德军长也下山挑粮食。战士们爱护首长，把朱军长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军长再搞来了一条扁担，刻上了字：“朱德的扁担”。妙文，生动的故事，胜过无数高头讲章。

下午，往宜章。山路弯弯，与福建相比，此处山高而险。群敌虎视，当年中央红军“大搬家”，何其艰难！沿途修路，不时起伏颠簸，黄尘纷飞。

百丈岭，群山连绵，满目青翠。

傍晚，抵达宜章，入住合鑫大酒店。

 8月21日，宜章·郴州·永新·衡阳·全州·兴安

 上午，在宜章县合鑫旅店对面“沙县小吃”用餐之后，即前往目的地广西省兴安县。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全兴灌”是湘江流域敌军第四道封锁线，数十万之众围追堵截。红军苦战，突出重围，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闽西子弟兵为主的红三十四师近7000人，为掩护中央纵队，全军覆没。此战，成为福建人民尤其是闽西人民永恒的伤痛。

闽西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红军者数以十万计，革命胜利后，有开国将军71人，省部级干部93人，党和国家领导人3人。研究者普遍认为，闽西本来有更多的历史风云人物，可是，有三大“劫难”，一是“肃社党”事件，错杀了6000多名排级以上干部；二是“湘江之战”，损失精锐近7000人；三是“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反动派搞掉了两个团”。

湘江之战时，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上杭人，开国中将）发现了全州未被敌军占领，建议红二师李参谋长率领的红五团快速进占此地。李参谋长很机械，按部就班，请示上级。电文往来，拖延时间。刘忠在一旁跳脚却无可奈何。当上级“迅速占领全州”电文下达时，湘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已经在全州城布下了重兵，敌军的大包围圈紧紧地合拢了。冲开它，需要付5万多年轻生命的代价。

前些年，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钟兆云兄采访刘忠将军时，刘将军猛拍大腿，悲愤万分。

前些日，我在北京采访红三十四师将领韩伟将军之子韩京京时，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悲壮的湘江之战，说不尽的湘江之战。

我们从宜章出发，过郴州、永新、衡阳、抵达全州、兴安。

一路高速，到永新加油站，见休息区有黄克诚大将历史照片悬挂于醒目处，知此地为黄大将故乡。我想，一个尊重爱惜家乡历史名人的地方，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地方。

入全州城，拍摄湘江、沅水、灌江会合处，江面开阔。望江亭内，有一些老人悠闲自得，聊天打牌。

下午4时21分，抵达兴安县界首镇。此地为大镇，“三官堂”界首渡口，当年搭了两座浮桥，中央纵队在此渡江。此时此地，江阔水深，多浮萍水草，有人驾小船打鱼。

红二师在界首与觉山铺一线阻击敌军。

觉山铺一带，有一系列低矮山包，红二师在此阻击敌优势兵力，极为不易。

采访兴安县红色旅游办公室主任岳启海谈觉山铺战斗。

高等级公路在觉山铺穿过，车水马龙。

入住岭南国际大酒店。兴安县位于越城岭之南，曰岭南。

 8月22日，兴安·桂林·临桂·龙胜·三江·从江·黎平

8月22日晨，将前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碑园，购黄菊花10朵。兴安刚刚举办葡萄节，节日气氛浓厚。听说，此处又有“米粉节”，“桂林米粉”特别出名。

车过某处，有一群退伍军人打着“三等功臣”如何如何字样的标语聚集。考虑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没有拍照。同行的当地朋友说，他们下岗了，为拆迁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南疆之战的“三等功臣”。

到烈士碑园，我们向闽西先烈三鞠躬，献花，敬礼。

我以客家话按民间习俗与语调念道：“桂林山水好风光，千里迢迢到湘江。革命前辈来保佑，保佑大家得安康。”

语调慷慨激昂，同行的兴安县文博工作者及若干民工大为赞叹。

今日目的地为贵州黎平。我们原计划走高速路经桂林、临桂、河池、独山等地到达贵阳，第二天（23日）到达遵义。

同行者涂将军之子涂勇主张走龙胜一线，他对龙胜梯田早有耳闻，此乃世界奇观。曾汉辉馆长赞同此方案。

我们绕过桂林，经过临桂、龙胜、三江、从江抵达黎平县。

“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过桂林而无暇游览，颇遗憾。曾馆长说，去年，他为湘江之战闽西烈士碑园的事，多次来兴安，一次也没有去桂林，不是不想去，是没有空余时间。

一路上，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透明，山下江上声音可直接传到千米以外。

中午，在临桂县宛田乡庙坪村“好运来”路边店吃饭。5人用餐，土鸡河鱼外加豆荚干饭，收一佰元。这是一路来最可口、最实惠的一顿饭菜了。

店主姓谢，其外甥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暑假期间来这里探亲。我们为他们拍照，答应在网上宣传。但愿他们可以看到，并把有关照片“克隆”保存。

有些地方，您可能只去一次；有些人，您也可能只有一面之缘。善良的、美好的记忆，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留存下来。

过龙胜县城，如行走于峡谷中，路狭小，两边高楼，约数里许。龙胜县到三江县的公路旁，不时可见大大小小的奇石，多数无人看管。偶然见有人洗刷石块。问问价格，书本大小者，要价千元以上。为什么？答道：“桂林红玉石”也。

刚才说了，路旁奇石多无人看管，是路不拾遗？还是“奇石陷阱”？

三江到从江，风景最美，车在画中游走。从江到黎平，修路，山路崎岖，坎坷不平，尘土飞扬。先后有30余辆载重60吨左右的大卡车形似坦克轰隆隆开过来，别克商务车被挤在一边，不敢轻动。

走错了一段路。抵达黎平县城时，为22时39分。

 23日，黎平·榕江·三都·都匀·麻江·贵定·息烽·遵义

23日上午，拍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会址位于翘街中段。翘街弯曲起伏，两边店铺、会馆处处，古色古香。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会议。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布下了“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博古、李德等坚持中央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等主张转兵黔北，此举占了上风。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激烈争论中，一向温文尔雅的周副主席拍了桌子，其力度之大，讲解员杨欣说，“把马灯也拍灭了”。洋顾问李德见势不妙，气呼呼地走了。

洋顾问走了好。不走又能怎么样？刘伯承元帅在一篇回忆长征的文章中说，“红军将士们的不满情绪在湘江之战后，达到了顶点。”（大意）湘江之战，8万6千红军精锐，只剩下3万余人。这打的是什么仗哪？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规定了新的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方针。19日，也就是黎平会议的第二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签发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这一次，落实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极为迅速。

1935年1月3日，红四团在江界突破乌江。红二师政委刘亚楼指挥了强渡乌江之战，撰写有《渡乌江》一文。刘亚楼，闽西武平人，开国上将。任红二师政委时，23岁。

3日后，红六团智取遵义。红六团政委为王集成，闽西上杭人，开国少将。王集成将军之子在接受我们电视采访时说，《星火燎原》中的《智取遵义》原题为《夜袭遵义》，有底稿为证。

23日，我们由黎平经榕江、三都、都匀、麻江、贵定、息烽等地，晚10时20分，抵达遵义。

23日，走省道、国道、高速公路，路况复杂，途中大雨，山间有浓雾。

     8月24日，遵义·乌江·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为“转折之城”。

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难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教科书如是说。

以闽西子弟兵为主的红二师突破乌江后，刘亚楼命令红六团攻占遵义城。有资料说，刘伯承元帅亲自指导了这个团的行动。王集成政委等率领红六团假扮为国民党军的溃兵，诈开了城门，割断了电话线，几十把军号同时吹响，不知虚实的守军溃逃了。

中央纵队随即进城。红二师各部前出松坎、桐梓、湄潭等地，与兄弟部队分占四周，拱卫遵义。

遵义将有大事发生，这就是召开了遵义会议。

突破乌江之处，红一师在回龙湾，红二师在江界。我们《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的“新长征”，基本是沿着红二师的线路前进的。原因很好理解，红二师集中了最大部分的闽西将士。

江界与回龙湾在何处？众说纷纭。有报道说，水库使之不复存在了。从地图上看，乌江位于遵义南息烽北，中有刀耙水。我们按地图指引，出遵义城往南行走。

遵义植被，大异于闽赣中央苏区，山上种包谷，山下种水稻。我们途径刀耙时，正逢墟天。路旁店铺，卖包谷酒。赶墟的人，多有背篓。又有若干人，头上戴着“青草帽”。这些草帽，显然是临时编织的。我注意到，编织草帽的植物，闽地也有，叫“布青子”，有芳香浓烈的气味。“青草帽”防虫、防晒，取材方便，丢弃随意。

拍摄乌江。江面开阔，水流相比于70多年前，平缓了许多。

拍摄遵义会议会址。贵州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点火”仪式刚刚结束，一些工人正在拆除演出平台及布景。张馆长对我们“红军故乡”的客人极其热情，亲自陪同，设宴款待。

遵义会议会址前是“红军街”，热闹非凡。遵义，给我们的印象是干净、宁静、平和，是一座美丽的古城。认识黄、蔡两位年轻同行，热情，朝气蓬勃。

我们头戴“红军帽”在街上行走，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有几批人上前问：“哪里卖的？”我们回答：“中央苏区闽西。”

张馆长念了一首民间歌谣，很有意思。记录于此：“江南千条线，贵州万重山。五百年后看，贵州胜江南。”

 8月25日，遵义·娄山关·温水·良村·习水·官渡河·土城·赤水

25日上午，遵义会议纪念馆黄超来我们的住宿处，热情地请吃早餐。我们回遵义会议纪念馆取车，巧遇一群全副武装的“红军”，袖章标志有“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字样。见我们头戴红军帽，笑容满面。我们亮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和他们共同出演了一场胜利会师的“情境戏”。

昨日在“红军书店”，购清《遵义府志》两册，今日，请黄兄代购《续遵义府志》，邮寄福州。“红军书店”在“红军街”上，此书店是遵义作家协会的一个“窗口”。店主笔名方竹，赠作品集一册。

出遵义城往北，到娄山关。红军来回打过几次娄山关，当闽籍将军杨成武率领红四团攻打此地时，黔军不战而逃，他们大喊：“红军老爷，机关枪我们丢在草丛里啦。”事见王树增纪实作品《长征》。

再往北，依次拍摄温水、良村、官渡河。长征期间，闽籍将军张南生为红37团政委，与同乡袁子钦将军等率部在此阻击追敌，大战。红37团为“铁流后卫”中的“后卫”。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其矫若游龙的精彩之处非此短文可以叙述清楚。“四渡”，在土城有“三渡”。土城也是千年古镇，多明清建筑。习水县政协副主席兼馆长、袁正纲副馆长、讲解员母彦碧陪同摄制组成员走了一段“红军路”。“红军路”全为丹霞色石块沿河铺就，如红地毯，又叫“红运路”。贵州红色旅游极有创意。

拍摄赤水河土城浑溪口，讲解员母彦碧讲述远去的长征故事。一组运输船在夕阳余晖下，缓缓逆流而上，一群白羊在沙石滩啃吃青草。远处，群山逶迤，水泥大桥飞跨两岸。

我对摄像师小廖说：“我们不要回避一些现代的设施，社会在变迁。我们的纪录片必须要有时代的气息。”

遵义会议纪念馆张副馆长说的那首歌谣（江南千条线，贵州万重山。五百年后看，贵州胜江南。），传说为明诚意伯刘伯温的预言。刘伯温是谁？“前代军师诸葛亮，后代军师刘伯温。”他的传奇故事多了，在此不赘言。土城朋友说，五百年后，就是这些年了。我们知道，明朝建于1368年。

晚11时许，抵达赤水市，入住九支滨河酒店。

      8月26日，赤水市·泸州·成都

25日晚进入赤水市，住宿九支酒店。次日晨，得知九支为泸州的一个镇，与贵州省赤水市一河之隔，此河即为赤水河。

拍摄赤水河后，西向合江。

赤水河以西，植被多竹，公路两旁常有翠竹长廊，山坡上少了玉米，多了番薯叶攀爬，与黔地迥异。

对于番薯，我们这些福建人颇为亲切。传闻，大陆的番薯大规模种植，源于一位勇敢智慧的福建华侨冒险从海外“偷”入种苗。历史上，番薯救了无数的黎民百姓。某种程度上说，番薯即为乡土。

到泸州纳溪区时，已经是中午1时30分了。路边小店吃午饭后，上高速路，前往成都。天气炎热，傍晚7时许，抵达目的地。

 8月27日，成都·名山·荥经·汉源

 26日晚，入住成都。

曾汉辉馆长提议可拜访廖步云将军家属，即与之联系，约定27日9时来滨江饭店访谈。

27日晨，廖将军之女廖晓红建议到廖将军家采访。9时许，我们来到成都军区大院廖步云将军家。廖将军为闽西武平人，原成都军区原后勤部顾问，老红军。

廖将军夫人王帆云是1945年1月参加晋绥八分区部队的“老八路”，讲述了廖步云投身革命参加长征的故事。

廖16岁投身革命，再也没有回到家乡。部队出发前，廖的养母为他连夜打了一双草鞋。廖穿了三天就烂了，他是赤脚参加长征的。廖将军的女儿廖晓红说，爸爸很乐观，他说，赤脚走路也有好处，不用脱鞋洗脚，躺下就可以睡觉。后来，同乡潘振华给了廖一双鞋，帮助他走完了长征路。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

廖将军有四位女儿，晓琴、晓润、晓红、晓平，二位侄儿在他家长大成人。王阿姨和“四姐妹”热情地欢迎家乡亲人的到来，高兴地在《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采访车前合影留念，并派车引导我们的采访车，一直到高速公路入口处。

我们今日的目标是到达大渡河边。

过名山县、荥经，晚9时许，到达汉源。

海拔越来越高，山路难行，不时有数十吨载重汽车来往。名山、荥经、汉源一带，矿产资源丰富。同行的“红二代“涂勇说，荥经产好石料，叫“荥经红”。涂勇为福建省军区原副司令员涂则生将军之子。解放西康期间，涂则生将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5师师长兼雅安军分区司令员，追敌剿匪，战功卓著。60多年过去了，社会在变，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涂勇大哥感慨良多，一路上，话比往日多了些。

途中翻越一座高山，白云缥缈，下车拍照，寒风逼人。山路旁，有一些养蜂人。我们看到了帐篷，蜂箱、堆放于显眼处的蜂蜜。我们下车，挑选购卖。

问问。回答说，她们是追逐花期生活的，她们来到这里养蜂已经有快半年了，带来的小鸡，长成了大公鸡大母鸡。

一只黄狗对我们叫了几声。

我突然觉得，她们的生活挺浪漫的。

这家养蜂人住处的不远处，有一家饭店和其他几处养蜂人临时居住点。过路的车辆很多。现代化的公路是另一种意义的流动的河流。

晚，入住汉源桂园酒店。临江，对岸灯火繁密，江风徐来。

     8月28日，汉源·石棉·安顺场·泸定

28日上午，从汉源出发，前往安顺场。

这一路，都是沿着大渡河边前行的，山高路险。

1935年5月，川军在西昌到泸定之间布防了8个团的兵力，而薛岳率领“中央军”紧追不舍。中央红军到达了大渡河边。太平天国末期，翼王石达开部数万将士在此全军覆没。在蒋的期待中，朱毛红军将是“石达开第二”。

福建群山多为数百米高，主峰上千米者即为名胜。这里的山，大多是数千米高，仰望云山，遥遥不可及，且两山之间河谷狭长。优势兵力者追赶防堵敌方，占了相当大的便宜，两壁厚实，口袋很容易扎紧。

当年石达开过不了河，粮食缺乏，于是拟诈降，不料，导致了失败。

粮食问题是大问题。我们在峡谷中行车，百十里内见不到几亩良田。一些稍微平整之处，见缝插针地种上了一些包谷。我们甚至在一些大石块上，看到了种植包谷的奇观。当涂勇兄惊叹一声时，我们的采访车已经开出了十数米，后面有车，我们在险峻的山路上不便停留，所以没有摄下照片。当然，我的“傻瓜机”反应速度慢，也是其中原因。

如果在此峡谷中，有足够的粮食，翼王可以深沟高垒，与清军抗衡一段时期，此后的胜负，哪就另说了。这是我的感觉。

1935年5月间的红军，显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蒋军兵力源源不断，现代化的战争和敌军的空中优势使峡谷无险可守。

红一师一团18勇士突破敌军封锁，强渡大渡河。可是，船只少，大军渡江旷日持久，不是办法。于是，数百里外的泸定桥，是必须迅速夺取的要点。东岸，一师部队沿江追击；西岸，红二师四团即杨成武团，长途奔袭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似乎家喻户晓，不赘。

一位老外写了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其中说，“假如红军在泸定桥畏缩不前，那么，历史将要改写。”历史，从来没有假设，铁的红军的词典上，没有“畏缩不前”几个字。

到安顺场，此处有对联：“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对联工否另说，却是极为贴切的。安顺场依然江阔水急，长年的冲刷，河床多乱石。

驾驶员老傅在此高价购得“玉兔”奇石。

石棉县先锋乡，葛洲坝工程集团正在此建设一处大型的水坝，来往车辆按时放行。我们在一处山谷等待了二个多小时，堵车成了长龙。采访车继续开动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谨慎驾驶，当心坠石”的警示牌。

从闽西到这里，行程已经有数千公里，除在遵义遇上了“中国包装集团”的红色之旅队伍外，至今没有再看到“红色之旅”的同行，我们颇为寂寞。

曾汉辉兄精“革命史”，涂兄熟知“将帅”掌故，傅兄也当过兵，大家可以谈的话题很多。摄像小廖不多说话。

晚9时许，抵达泸定县，此地属四川省甘孜州。入住泸定桥宾馆。

    29日，泸定桥·丹巴·小金

29日上午，拍摄泸定桥的有关场景后，沿大渡河上行，前往丹巴。

红二师的进军路线是在泸定东侧天全、宝兴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小金）的。从石棉到泸定，一路难行，我们不想走回头路和弯曲路，于是采纳沿大渡河上行方案。

泸定桥到丹巴，约120公里，路在河谷之中，夹岸高山，连绵不断。“葛洲坝水电集团”等在此修建几个梯级水电站，道路坑坑洼洼，载重汽车来往频繁。高山上不时有“飞石”、“滚石”，路基不稳，时见崩塌之处。有警示牌。在猴子岩路段，我们看到了另一块警示牌，上面写道：“法律神圣，袭击警察是犯罪。”我对大家说，小心，这里不能停留，要快速通过，千万不要惹麻烦。

望着两岸高山，我深切地体会到当年红一军团领导者的高明，他们不走近路，不走大渡河谷，宁可绕道翻越夹金山。大渡河两岸高山上只要有少数兵力扼守，以滚木擂石居高临下攻击，通行者即陷入绝境。千米高山，谷底枪弹不及，只有挨打的份。更何况，峡谷长达数百里，进入口袋阵，无路可走。我说出这番感想后，同行者说，当时，这一带没有敌军。我说，不是没有，是红军没有在这里通过。

距离丹巴县城数里，有一处古碉楼群，是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详见照片说明。有一高档越野车随我们之后赶到，车上下来几位气宇不凡者，便衣，其中一位看了看我们的标志问道：“八闽――开国――将军？你们是福建来的？”我说：“我们是中央苏区来的，沿着家乡前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你们是？”他说：“18军的。”涂勇说：“哦，张国华的部队。我们的前辈是刘亚楼、杨成武。”他们中的另一位说：“知道，知道，飞夺泸定桥。”

过丹巴县城，天色不晚，我们继续赶往小金。此处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杨成武将军著有《翻越夹金山意外见亲人》一文，叙述甚详。

 30日，小金·马尔康

30日上午，傅兄在小金城检查车况，我与曾汉辉馆长研究“路线”。一路上，最新版的几种中国地图提供的情况，局部有变动。比如，地图上标明某国道从某地到某地，可能路途施工，变得难以通行。又比如，雅安到汉源到石棉，地图上标明全程高速公路，实际上只有部分路段已经通车。

拍摄会师地点有关场景后，我们即前往两河口。“两河口会议”确立了红一、四方面军北上的大政方针和进军路线。

下午前往马尔康，中途过梦笔山，风光优美。

马尔康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村落、店铺、屋顶、路旁等处，多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8月31日，马尔康·红原·松潘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艰难困苦的形象概括。今天我们沿着红军的足迹，以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进行“长征”。我们的所谓“长征”是浅薄的，想想都会脸红。正如我们过去的预想，当代人的所谓“长征”，差不多是“旅游”的代名词。

从马尔康到红原到松潘，省级公路基本是水泥路、柏油路，新，干净，线条流畅，两边高原风光，美不胜收。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就是高原反应了。这里的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在福建长期生活的我们，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血压上升、心跳加快，还有点眩晕。

这里，昼夜温差大，白天，阳光灼热；夜晚，冻得人发抖。在马尔康，半夜，我被冻醒，上下牙咔嚓嚓敲击不止，浑身发抖；不久，又热得发烫。我想，这可能就是“打摆子”了。当年红军将士常染此病。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红军爷爷保佑我身体健康，拍摄好长征纪录片。”迷迷糊糊睡去，次日晨，除鼻塞外，无不良反应。上车，以三包“万应茶”冲服，神清气爽。

31日晚，入住松潘北川主寺阳光酒店，海拔3000米左右，四周青山，流水有声。

    9月1日，松潘·文县·陇南（武都） 

 9月1日，从四川松潘出发，途中经世界名胜九寨沟，过文县堡子坝，翻越高楼山，即进入陇南首府武都。

四川九寨沟与甘肃文县交界处，卧伏一块巨石，上书“阴平古道”。

公元263年8月，魏军兵分三路伐蜀。钟会10万大军被姜维阻于剑阁。邓艾乘机率军3万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越过险境，出敌不意地直抵江油，大破蜀军，攻克绵竹，全蜀动摇。“阴平渡险”是古时一则经典战例。

沿阴平道走一段路，有一个三岔路口，往东，可以到达文县县城；往北，地图上注明是堡子坝。堡子坝实际上在半山上，这座山叫高楼山。

高楼，就是“高楼大厦”的“高楼”二字。请原谅我们的孤陋寡闻，此前，我们没有听说过这座山。今天，我们一行5人都认为，这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险峻的一座大山。

高楼山，海拔３０００多米，３０公里上山路、２７公里下山路，全是“之”字形盘山公路，俗称“十二拐”。

我们的采访车翻越高楼山，花费了将近3个小时。想想看，57公里的路，全在上山和下山，福建有这么高的山吗？

陇南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又有“陇上江南”之称。

武都位于白龙江畔的旧城山。晚8时许，我们入住武都邮政宾馆。

明日上午，我们计划赶到哈达铺。此处，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又一个要点。

       9月2日，武都·宕昌（哈达铺）·岷县·陇西

 9月2日上午，武都天气又开始变得炎热了。这个位于深长峡谷盆地中的古郡，此时天空灰蒙蒙的。

我们沿国道212线北行，第一站目的地是哈达铺。地图上标明，宕昌县城北34公里处，即为哈达铺。

提起哈达铺，我的阅读印象中，总会出现一群红军将士在店铺中购买物品的模糊形象。哈达铺，在草地的边缘，有一些星散的土屋，寒冷、干燥、牦牛、牛粪堆等等形象纷至沓来。

 哈达――铺，应该是物资集散地吧，以买卖哈达的店铺最为著名。

来到哈达铺后，更加体会到“行走”的重要。对“哈达铺”而言，我那些直觉式的“望文生义”，导致了极为严重的误差。事实上，此地处于岷山东麓丘陵川坝山间盆地，四周山地朝会，似涓涓细流纳入锅底，这原来是个藏风聚气纳财的好地方。

哈达铺是汉、回、藏、羌多民族聚居区，原名哈塔川，明代在哈达川设铺，“达”与“塔”同音，故称哈达铺。此地在三国时为“阴平古道”的一部分，为甘川道上商贸重镇兼军事要地。

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先后于1935年9月、1936年8月两次到达哈达铺休整，中央在这里做出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红二、四方面军在哈达铺活动近两个月时间，制定实施了两个好像并不十分成功的战役。

哈达铺有千米“红军长征一条街”。街道两侧382间民居红墙黑瓦，风格统一，系清末民初建筑加以现代装饰，如红色主基调象征中国红色革命。

资料记载，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加油站”，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拍摄哈达铺有关场景后，我们经岷县，抵达陇西。

陇西郡是秦三十六郡之一，位于六盘山之西，渭水上游，又称为陇右。此地文化积淀丰厚，“陇西堂”是天下李氏共同的郡望。

我们进入陇西城时，正是黄昏，不久前下过一场小雨，城区有了些温润柔软的气息。我随手拍下了一座堂皇的古建筑，查阅资料后才明白，是为宋威远楼。

9月3日，陇西·定西·会宁·静宁·隆德·六盘山·固原

9月3日上午，从陇西出发，经过定西，到达会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艰难困苦的长征。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会宁城的红色文化气氛很浓厚，街上到处可见“三面红旗”并列的图案，包括的士车身上。“三面红旗”象征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

下午，往六盘山方向进发，过静宁。静宁也是中央红军的重要活动地点。传说，当年中央红军占领静宁的界石碑后，蒋大为恐慌，因为“界石”与“介石”同音。毛泽东率众将在界石碑街上蹈了几脚，蒋立即感觉到了脊椎阵痛。

静宁北走，就到了六盘山。　

六盘山又称陇山，地处宁夏南部，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角地带中心。主峰在宁夏固原、隆德两区县境内，海拔2928米。南北走向，长约240公里，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及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曲折险峻。古代盘道六重始达山顶，故名。

7日3时，中央红军突破敌西兰公路和平固公路封锁线。登上了六盘山。

六盘山上，毛泽东举目远眺，英雄气慨激荡，有了气壮山河的著名诗篇《清平乐·六盘山》腹稿，后来在陕北写成。全词如下：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资料记载，此词原下阙第二句为“旄头漫卷西风”，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1961年9月，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要请求，重新书写一幅，镌刻于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

山上风大，寒冷，多雾。租用一件军大衣给摄像师小廖。遇旅游团队及两老外。老外来干什么？有文章说，长征精神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今日抵达固原。“西海固”的一部分，固原。

 9月4日，固原·彭阳·镇原·庆阳·合水·富县（和尚塬）

 9月4日上午，我们从固原出发，前往富县直罗镇。

出城问路，过往司机朋友说，固原至庆阳之间的国道正在修建高速公路，路况极差，建议我们绕道通行。

我们随身携带了五种地图，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的大地图以了解全局；交通图及地形图、普通地图提供了解局部情况；另有“长征地图”，是为提供准确的纪录片拍摄地点。

我和曾汉辉馆长、傅兄、涂总迅速合计了一会儿，决定走彭阳、镇原、庆阳、合水，到达富县直罗镇。

车过彭阳，见一段古长城。曾馆长说，这是秦长城，夯土结构。我们下车，拍摄留念。

“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历史总是令人感慨。古长城数米远，车水马龙，现代生活是生生不息的河流。过往的路人，来去匆匆，谁会过多留意二千多年前古老而残缺的夯土建筑呢？

联想到我们中央苏区前辈将士气贯长虹的长征，此乃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颇为寂寞，在遵义，我们巧遇一群“中国包装”集团的同行，他们走了一段，回去了。

镇原，八路军第115师在此编就劲旅，出征三晋大地，平型关一战，震惊中外。

涂总说，其父涂则生将军彼时为386旅某部副营长，团级干部为营级。杨成武将军为独立团团长，师级干部为团级。无他，蒋介石小气，给八路军编制少，而红军战将如云。

途经屯字镇，拍摄。屯字镇位于镇原县以东15公里处，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聚居点。1948年 5月4日至6日，闽籍将军罗元发司令员之西北野战军6纵陈海涵旅及直属机关曾在此被马家军马继援八十二师围困三日三夜，程旅长率新四旅奋力救援，罗率部于夜间突出重围。看看此地，为高原丘陵盆地，似不利于马家军骑兵展开。

车行庆阳市，天色向晚，进入合水县，夜色四合。合水位于甘肃西部，与陕西富县相邻，此地青山连绵，类似于我们闽西山区。车行山路，经过某处密林，雾气浮动，变幻莫测。我关了汽车音乐，似乎担心惊动了此处神秘的“气场”。

深夜1时许，在甘肃合水县与陕西富县的交界处，因为修建高速公路使原有国道泥泞塌陷，两边车辆拥挤成堆，天不作美，细雨蒙蒙。

困倦车内，我想起单位派我外出的期限是9月初，出发前，我已经向黄文山主编请示过，可能将延期返回。此时，再发短信请示：“文山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关心支持。我还在陕北拍摄途中，预计一个星期左右返回福州。今年外出走了近二十个省区，增广见闻，胸襟随之开阔，可知行万里路重要。（略）请指示。建安。”

2个多小时后，傅兄以高超的驾驶技术，安全驶过危险区域，晚4时许，抵达富县和尚塬集镇，街边客运站对面有一排大红灯笼高挂，正是旅店。拍门叫喊，疲惫旅人夜半冒雨入宿此处。

 9月5日，富县（直罗镇）·延安

 9月5日晨6时30分，《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老师以短信回复了我昨晚的请示：“好的，祝一路顺利。”

雨中行车，中午，抵达直罗镇。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会合陕北红军及红25军，在此地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举行了一个立足陕甘宁边区的“奠基礼”。

我们出示拍摄文件后，直罗镇党委办主任许健极为热情，引导我们拍摄了“直罗镇战役纪念馆”并冒雨陪同曾馆长、小廖和我登上该镇最高峰。

握别许主任，我们摄制组一行驱车上高速路直奔延安。

途中，与总制片人之一伍文峰同志联系，伍将于明日率其“老区建设集团公司”若干要员前往延安与摄制组会合。伍为老红军的后代。

抵达延安，天晴了，洗车，进城。拍摄延河与宝塔山。

沿着家乡前辈的足迹，我们的“长征”结束了，我们感慨万千。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老先生的“信天游”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感受。

想象中，延安四周是沟壑纵横、黄沙漫漫之地。我们的想象来源于一些黑白历史照片。事实上，此处满眼碧绿，一派繁华，山川景物，大类闽赣。

 9月6日，延安

  9月6日上午，细雨蒙蒙，拍摄“抗大”，闽籍将军刘亚楼曾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诸多闽籍将军在此走向将星之路。拍摄枣园，1943年10月至1945年12月，领袖毛泽东在此工作、生活。游人如织，欢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雨未停歇，驱车前往安塞蝶子沟，拍摄军委二局旧址。闽籍将军郭化若曾任军委二局局长，参赞军务。返回延安城，拍摄延安革命纪念馆，重点是与闽籍将军有关的内容。此馆博大，气势恢宏。

晚，伍董等从闽西飞西安转延安，与《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会合。

我们的“长征”结束了，为准确叙述，9月7日之后的“拍摄日记”更名为“《八闽开国将军》拍摄日记”。

 9月7日，延安·太原

 9月6日晚，伍董与李心德同志赶到延安，与我们摄制组会合。

7日晨，曾汉辉兄单独代表我们摄制组前往吴起镇，此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曾是个“完美主义”者。

7日上午，伍董、李总和我们延河、杨家岭补拍了一些场景。

上午12时许，曾汉辉兄从吴起镇赶回延安。

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向毛主席巨型塑像敬献花篮。仪式如下：一、在主席塑像列队站立；二、献花篮（李心德、傅启德）；三、伍文峰代表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福建省老区建设集团公司致词；四、向主席三鞠躬；五、代表中央苏区红军后代行军礼。

仪式由我主持。声音洪亮，感情充沛，类似于《开国大典》电影中刘烨代表井冈山战士向毛主席报告之情景。游人鼓掌赞叹。

伍董是老红军后代，大家公推由他致词。伍董要文字稿。我在现场草拟，一气呵成，如有神助。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一行，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千里迢迢地从闽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瞻仰您老人家。

我们闽西中央苏区，是您老人家亲自缔造的共和国摇篮，我们闽西的革命前辈二万六千多人，追随您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困苦，英勇顽强，闯关夺隘，所向披靡，胜利地到达陕北，在这里发展壮大，把革命红旗插遍了祖国大陆，打下了坚如磐石的红色江山。

时代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愿主席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愿您的光辉思想继续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更好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祖国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谨献诗一首：千里迢迢来圣地，主席思想放光辉。同心同德创大业，幸福生活万年长。

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八闽开国将军》摄制组、福建省老区建设集团公司

2011年9月7日

现场诸君，尤其是曾汉辉馆长与伍董，表扬了文稿写作。

午饭后，曾汉辉馆长与大家分别，将返回闽西；伍董与李总回宾馆；我们摄制组前往山西太原。

一路长驱，沿途“东风天龙”等载重大卡车排成长龙，靠右，约上万辆。26年驾龄的老傅叹为奇观。摄像为证。我们摄制组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投宿困难，泊车太原郊区某处园林苗圃，摄制组四人在车内休息。

 9月8日，太原·阳泉

 9月8日上午，我们前往东山“太原解放纪念馆”。

太原是阎老西的老巢，1948年前后，已经有各式碉堡5000多座，号称“碉堡城”，守敌10万。

1948年10月5日，徐向前元帅挥师攻打太原。参加战斗的主力部队中，有十五纵，此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这个军，攻临汾、克太原，挺进西南，战功赫赫。这个军，也是闽籍将领较为集中的一支部队，军长刘忠，政委袁子钦，参谋长熊奎，185师师长涂则生、政委孔俊彪以及七纵十二旅旅长张新华，八纵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都是闽西客家人。

解放太原之战，从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实实在在打了半年多，太原东部的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争夺战，极为惨烈。刘忠将军在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中说是“浮土过膝，弹片遍地”。

太原解放纪念馆副馆长戎燕热情、诚恳，解说太原战役，赠送解放太原历史资料，另赠送当地党史资料三册，说，这些资料与太原战役无关，但我想，对你们的历史研究或许会有用。曾在风雨中露宿郊外的我们极为感动。

下午，从太原往阳泉。

 9月9日，阳泉·平定·鹿泉·灵寿·曲阳·唐县·顺平·满城·涞源

 9月9日上午，涂勇兄与我们分别，将取道石家庄前往北京访友。我们摄制组只剩下驾驶员、摄像师和我，回想起一路“长征”热闹情景，而前程漫漫，距离福建家乡越来越远，外出时间越拖越长，我不禁有些伤感。

出阳泉城往西南，我们开车上狮垴山。此山是“百团大战”中的一个要点，“百团大战纪念馆”开设于此。

1940年8月，129师385旅在狮垴山与日寇激战，385旅政治部主任、闽籍将军卢仁灿在此战中深入前沿阵地，身负重伤。

此日山上浓雾弥漫，能见度低。“百团大战纪念馆”后勤人员老石搭便车兼向导，七弯八拐，抵达目的地，该馆年轻人杨少华热情接待了我们。

拍摄顺利。我们下山，没有向导，我们走错了路，从山下矿区转入大道。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平型关。我提出沿国道直达灵丘的行车方案，驾驶员老傅认为走高速公路看似远了，实则更近，原因是国道途中有某某山，如果是像陇蜀交界处的高楼山，就不好办了，上山下山60多公里。我犹豫了片刻，同意了他的方案。

于是，我们从阳泉出发，经平定到鹿泉，地图有误，高速公路未修通，我们经过灵寿、曲阳、唐县、顺平、满城，绕了半个圈子，到达涞源县境内。

晚，下雨，路小路滑车多，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叫走马驿镇的地方。此处为山西大同境内，产煤，“东风天龙”百吨大卡车络绎路途。

半夜，一些交通警察冒雨指挥疏通道路，通一段，又堵一段。走走停停，我们的采访车来到驿桥通美食城土坪，准备在此过夜。雨淅沥不停，北方天气有些寒冷。

 9月10日，平型关

 9月10日，前往灵丘县平型关。

摄制组外出后，我每天按时以手机短信向福建省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李银光同志汇报工作进程，同时，转发给我们《八闽开国将军》的另一个摄制组“华东组”的宋四根大校，从不间断。若遇特别重要的事项，即直接向王会长电话请示汇报。

9月8日，李总发来手机短信，要点是八个字：“抓住重点，尽快返回。”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几个外景点“近在咫尺”，我们大家都想完满一些，继续前进。现在，路途的意外复杂，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返回”问题。

我汇报了近期工作情况，并请示返回时间。2个小时后，李总来短信说，经请示王会长，同意你们摄制组在拍摄平型关大捷地点后返回福州。

平型关旧战场将是我们此次拍摄的一个句号。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北依恒山，南邻五台山，东连紫荆关，西接雁门关，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歼灭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师团21旅团近千人。与此同时，杨成武独立团在驿马岭击溃了涞源援敌两个联队，歼敌300余人，创造了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八路军军歌》唱道：“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八路军115师，主要是由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长征到达陕北的2000多名闽籍红军将士多汇于此。

平型关大捷战斗最为激烈的地点分别是乔沟、老爷庙、腰站。

站在乔沟山顶，可以俯视山沟道路。道路废弃，静静地、弯弯曲曲向前延伸。74年前的北方雨季的一天，枪炮声、呐喊声、拼杀声搅动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片让同胞们特别提神解气的土地。

平型关纪念馆，众将群雕，正气凛然，威风八面。退伍军人老傅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9月10日，平型关·大同 

 9月10日，平型关，拍摄某元帅题词，照相机出现多圈光影。此时，正将结束此次拍摄任务。晚，住大同。

      9月11日，大同·开封

 9月11日，大同南行，晚，住开封。

     9月12日，开封·周口·六安

 9月12日，南行，周口访“鲁院”同学蔚然。中秋节，王会长来电慰问。车行山路，明月在天。

 9月13日，合肥·铜陵·黄山·常山·南平·福州

 9月13日，六安往合肥南行，铜陵过长江，经黄山、常山，入武夷山，南平东走，晚10时许，抵达福州。闽江泱泱，都市辉煌，那一刻，我们都有游子回家的感觉。

陈嘉庚与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夏蒙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变。特殊的机缘和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与三位影响中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一代海外华侨领袖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1906年，孙中山从法国赴日途中经经过新加坡，在晚晴园（注：晚晴园坐落在新加坡大人路，占地 1800 多平方米，已有百年的历史，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旧址，也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现为新加坡的游览胜地之一。 ）主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加入同盟会，新加坡自此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  

                      
                      
                                      陈嘉庚与孙中山

1909年，陈嘉庚经当时的“潮（州）帮”领袖林义顺引见，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这位名满天下的革命家在晚晴园滔滔不绝的演讲，在陈嘉庚心中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也让陈嘉庚萌生了革命的冲动。

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同盟会在晚晴园秘密集会，陈嘉庚亦受邀参加。当晚讨论的内容中，有党旗设计的议题，这引起同盟会员们激烈的争论。对于青天白日与会者意见无多大分歧，但对于是否选用“满地红”作底色却颇有争议。正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侍者进来为大家送水，水杯放在孙中山面前时，一滴朱砂汁从他手中的毛笔尖上落入杯中，杯中立时泛起一片鲜红，中山先生端起水杯说“红乃幸运之色”，将杯中水一饮而尽，也算为党旗设计的争论划上句号。“青天白日满地红”遂成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党旗。陈嘉庚有幸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幕，但对后来国民党人将此青天白日旗做为国旗却不赞成。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陈嘉庚资助一万元给孙中山作路费。临行前，孙中山又向陈嘉庚先生提出，回国后如个人需款可否提供帮助，陈嘉庚慨然允诺。

孙中山回国后拟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来电请求陈嘉庚给予他个人经济上的帮助，陈嘉庚立即汇寄五万元。这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前收到的数额最大的捐款之一。

 
            
                                        孙中山在南京就职

南京政府成立后，许多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纷纷从海外回国，许多人担任了各级政府的要职。这时候也有人劝陈嘉庚到南京去找孙中山，陈嘉庚却不为所动。比起做官，陈嘉庚更感兴趣的还是教育。他认为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教育，如何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这才是大事。

民国建立之后，陈嘉庚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创办集美小学校，以此“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

    1921年4月，陈嘉庚筹划已久的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校校舍开学。陈嘉庚请同盟会结识的汪精卫出任厦大首任校长，可汪精卫哪有时间心思办学呢？虽欣然接受邀请，却根本没有时间赴任，仍然热衷各种政治活动。陈嘉庚只好婉言请其辞职，另委任邓萃英博士担任厦大校长。邓萃英也是一心多用，虽一面接受陈嘉庚邀请，一面却又不愿辞去在北京教育部的官职。一学期后，陈嘉庚也只好请他辞职。
    一年不到，厦大三易校长，陈嘉庚甚为苦恼，只好恳请好友林文庆博士出山担任厦大校长。

    与此同时，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也看上了林文庆。重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广泛延揽人才，励精图治，创办黄埔军校、组建政府各部，决心推翻北洋军阀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电召林文庆回国，希望学贯中西的林文庆能来广州襄赞外交。

面对几乎同时到来的聘请电，林文庆十分为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而陈嘉庚希望教育救国，独资创办厦大，却举步维艰，出师不利，他也不能坐视不管。一年三易校长，做为挚友，更有义务帮助他度过难关。

       林文庆考虑再三，发电报到广州，直接征询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怀，更感念陈嘉庚先生对自己的支持，孙中山很快就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大主持校务。

    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外交官，而陈嘉庚先生却得到了一位好校长。

    自从新加坡一别，陈嘉庚就没有再见到孙中山，但两人文电往还，始终保持着联系。陈嘉庚知道中山先生政务繁忙，平日尽量不去打扰他。可是，为了集美学村的安危，曾不得不能孙中山写信，请求帮助。

    陈嘉庚从民国建立之初，回乡开始筹办集美小学校，仅仅十多年时间，就将集美学校扩展成为拥有11所独立学校的“学村”。而集美学村的名称由来，也与孙中山先生有一段特殊的联系。
        1923年夏，闽军和粤军在闽南发生混战，闽军以数干人驻扎集美学校与粤军隔海对峙，严重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9月3日，集美学校华侨学生李文华，乘船去夏门途中被闽军开枪射杀，引起集美学校师兰极大愤慨。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迅速作出反应，请林义顺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分别致电闽军、粤军首领，要求他们将驻军撤出集美学校。
        根据陈嘉夷的指示，集美学校校长校长叶渊倡议交战双方将集美学校做为永久和平学村，拟具请愿书等相关文件，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承认。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亲自批准此案。同日，又以大本营内政部第36号批文，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给予特殊保护：
       
         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徵，芽蘖干霄，人才攸赖。兴言及此，宁忍摧残!应请贵省长、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扩，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太平之利。

        孙中山的命令与批文，使得陈嘉庚倡议的集美“永久和平学村”地位得到官方的承认，免于炮火兵灾，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见证了陈嘉庚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友谊。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深具爱国思想与民族大一统一思想的人。作为海外华侨，他深知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对侨胞意味着什么。理解这一点，才能够理解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陈嘉庚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所作所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党也迅速蜕变为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在残酷屠杀和清除了共产党人之后，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分裂，形成了宁、汉、沪三个政治集团。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又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也与蒋介石的“中央”分庭抗礼。特别是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每期都报道国内的各种消息。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政治局势，期盼能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宁汉对立最终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实现合流，但内部还是纷争不断。蒋介石一直设法排除异己，而汪精卫仍坚持反蒋，而但不管怎么说，国际上已经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这让陈嘉庚感到欣慰。他特意写了一了一幅手谕“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命报饭经理挂在墙上。此时汪精卫虽然身在德国，却仍然通电联络国内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反对南京政府。陈嘉庚大不以为然。从私人关系上说，陈嘉庚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与汪精卫却是很好的朋友，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南京政府，完全是出于公心：“特念外国经已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

基于这样的理念，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时，陈嘉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央政府，先后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广西军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坚决反对“西南异动”。在致广西军政当局电文中，陈嘉庚苦口婆心劝导：“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

 这一年，蒋介石迎来五十寿辰，国民政府发起向蒋介厂“献机祝寿”运动。驻英国大使向驻马来亚总领事发来电报，要求动员马来亚华侨捐献国币十万元，购买一架飞机献给蒋介石。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嘉庚将此事看做一场爱国运动，不仅接受了这个任务，还出面与英国殖民当局斡旋，请当局允许他们开展捐献活动。因为捐献军用飞机明显违反了当局制订的军械管制的法律。在陈嘉庚的努力下，马来亚各埠华侨踊跃捐献，共募得资金一百三十余万元，购军用飞机十三架，成为当时国内外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嘉庚努力大大提高了南京政府在海外华侨心中的威望，尽管他对南京政府派驻海外的一些官员十分不满，时不时指出他们的劣行，但在抗战这个大前提下，陈嘉庚只有一个目的：自觉维护大局，一切为了抗战。

七·七事变之后，陈嘉庚在南洋各国华侨的推举下，先后担任南洋筹赈委员会主席与南侨总会会长，为支援祖国抗战募集了大量捐款。

  

上图：陈嘉庚率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
下图：蒋介石与宋美龄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3月28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接见了陈嘉庚一行。

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蒋介石与陈嘉庚，一位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袖，一位海外华侨威望最高的领袖，虽然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谋面，但彼此神交已久，并不陌生。67岁的陈嘉庚是一位有几分矜持几分拘谨的老人，而蒋介石也并非健谈之人，第一次见面是礼节性的，大家互致问候，寒喧之后陈嘉庚便告辞了。

十天之后，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设宴款待陈嘉庚时，气氛已经显得十分融洽。席间，蒋介石问陈嘉庚对重庆的印象，陈嘉庚说，对政治他是门外汉，说不出什么，看见重庆交通便利，战时还能大兴土木搞建设，他由衷感到欣慰，惟对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人力车肮脏不堪，有碍观瞻感觉不是很好。蒋介石倒也从谏如流，几天后，陈嘉庚就发现路上的人力车干净了很多，只是一些官员的汽车还是肮脏如旧，这让陈嘉庚觉得不可理解。

数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嘉陵宾馆再次设宴款待陈嘉庚率领的南侨慰问团一行，一干党政要员及国民参政会议员作陪。宴请的菜式十分简单，四五样本地所产的肉类加蔬菜，再配上面包，算是简朴的中式西餐，虽不算大快朵颐，却也足以吃饱。陈嘉庚听说过蒋介石提倡节约，请客吃饭一向比较简朴，这让一向反对铺张浪费的陈嘉庚感到欣慰。席间，蒋介石向陈嘉庚询问南洋华侨的状况，陈嘉庚据实以告，并希望等战争结束后，政府要重视侨务工作，加强同海外华侨的联系。

慰问团在成渝居留期间，陈嘉庚与蒋介石多次会面晤谈。有桩心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几次想说，却欲言又此不知从何说起。

一年前，友人送陈嘉庚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时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后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人翻译，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的书刊审查，才改名《西行漫记》。通过这部书，陈嘉庚第一次对共产党有了真实的了解并产生了好感，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这让他对共产党人的好感更进一步。此次回国慰问，他非常想到延安看看。斯诺，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冒着危险到陕北去寻找这群共产党人，他陈嘉庚为什么不能去呢？可他一到重庆，就听到了许多关于国共不和，摩擦不断的传言。作为海外华侨领袖，又肩负着动员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重任，他真心希望国共精诚合作，一致抗日。

到重庆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派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来拜会陈嘉庚。虽然系初次见面，陈嘉庚开门见山地就对这三位共产党人谈起他拜会重庆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时听到的一些两党“恶感严重”的传言，表示对此“心中焦灼，莫可言喻”。面对陈嘉庚的疑问，叶剑英等坦诚地作了回答。并邀请陈嘉庚参加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为他举行的茶会，陈嘉庚欣然答应前往。

叶剑英等人告辞时，给陈嘉庚留下三件产自陕北的羊皮袄。客人走后，他抚摸着这些羊皮袄，再次陷入深思。他希望这次回国慰问的旅途也有去延安的行程。

几天后，叶剑英、林伯渠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亲自陪同陈嘉庚乘船过江，前往嘉陵江对岸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座谈会上陈嘉庚再次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热忱与坦诚，当面答应了叶剑英等人的邀请，表示愿意前往延安看看，拜会共产党领导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迅速向延安作了汇报。毛泽东也亲自向他发来邀请电。

陈嘉庚是一位坦诚的人。国民政府安排的慰问之旅中并没有延安，他希望能有适当机会当面向蒋介石汇报去延安的想法。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二战爆发后，英国人加强外汇管制，华侨向国内汇款受到很大限制，每月减少侨汇在千万以上，就连华侨支援国内的捐款也不例外。陈嘉庚希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此事，由政府出面与英国当局交涉。

蒋介石在成都又多次宴请陈嘉庚，并抽出时间与陈嘉庚单独谈话，让陈布雷很认真的记下陈嘉庚反映的事情，电令宋子文与驻英国大使联系交涉此事。谈话结束时，蒋介石关切地问起陈嘉庚接下来的慰问行程，似乎他已经知道陈嘉庚将往延安慰问的事情。待陈嘉庚说出将往延安的想法后，蒋介石开始大骂共产党，希望能阻止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陈嘉庚平静地听完蒋介石的话，仍然以平和但却坚决的语调回答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处，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

蒋介石只好叮嘱陈嘉庚——“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注：《陈嘉庚回忆录》第109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出版。）

陈嘉庚辞别蒋介石，从1940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西行慰问之旅。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认识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那群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陈嘉庚并不陌生。1932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闽南重镇漳州，陈嘉庚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有一家商行，存放在这家商行仓库里的几万双胶鞋全被红军“没收”了。尽管如此，陈嘉庚还是对《西行漫记》里写到的毛泽东感到着迷。他想亲眼去看看这个连斯诺都认为“有一种天命的力量”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陈嘉庚取道西安，终于抵达了延安。

1940年6月2下午，陈嘉庚偕慰劳团成员候西反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早已在窑洞前的坡道上等候他们到来。

陈嘉庚仔细打量着毛泽东，觉得他与自己此前众报刊上所得到的印象差不多，只是头发比想像中更长，而且还带着一点病容。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已经生病多日，陈嘉庚觉得生病的原因可能与窑洞中太冷有关。毛泽东所居住的窑洞陈设十分简单，而且没有生火，在早春时节显得有些阴冷。毛泽东说，他是习惯晚上工作，每天都睡得很晚。陈嘉庚建议毛应该改变作息规律，早睡早起，还应该适度锻炼，这样说不定身体就会好起来。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位从南洋回国到延安的女大学生也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让陈嘉庚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学生进来就坐参加谈话，似乎一点也不拘于礼节。不一会，曾在集美学校就读的陈伯达也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参加谈话，也是一进门就坐下，没有一点客套。这种“平等无阶级”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新奇。

毛泽东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他们的谈话得依靠一位华侨学生和陈伯达的翻译，但这并没有妨碍陈嘉庚和毛泽东的交谈。

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自己窑洞门前摆开了“晚宴”，一同参加宴请的还有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朱德、陈绍禹夫妇和陈伯达等，共十余人。

这个“晚宴”比起蒋介石也算简朴的宴请，比起一路上国民党人的招待，可以用“寒酸”来形容，但就是这寒酸的晚宴，让相信“眼见为实”的陈嘉庚感到很兴奋，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多了一重了解。陈嘉庚把对这次晚宴的印象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宴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

陈嘉庚在延安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见面，更加深入的交淡。谈话间，陈嘉庚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抗战期间，凡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毛泽东满口应承，他对陈嘉庚说，所谓国共摩擦，都是下边一些人蓄意制造而中央政府又偏听偏信，希望陈嘉庚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解释。如果回到南洋，也希望向海外侨胞们如实介绍延安的情况。

陈嘉庚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其实，还不等回到南洋，陈嘉庚就把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向沿途见到的许多国民党要员如实介绍，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许多国民党要员并不愿意听他陈述，这让他十分难过。

当然，蒋介石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陈嘉庚提出的意见。陈嘉庚第一次向他报告西北之行，两人几乎不欢而散。时隔一日，蒋介石又通过组织部长朱家骅邀请陈嘉庚往嘉陵江对岸的黄山别墅共进午餐。白崇禧、卫立煌、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宋美龄等作陪。

蒋介石大概也觉得前一天会见陈嘉庚时，自己不免有些失态，因而在这天设午宴招待陈嘉庚时，很诚恳地一再要陈嘉庚谈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陈嘉庚坦言对于党务是门外汉，“国内国民党事，实不能答，若南洋余即知大概”，遂向蒋介石谈了他对国民党派往南洋的那些要员种种行径的不满。这时，白崇禧插话说，以后每年可以由政府派专员到南洋视察，以解决这些问题。陈嘉庚不客气地说：派专员也未必有用！“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迎接，汽车许多等候，应接尚不暇，非舞厅则游艺场，若教育机关未能一步行到，何能视察实情，侦察弊端！”

蒋介石立即指示吴铁城：“此后派人到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

谈话间，响起了空袭警报，众人立即前往防空洞躲避。慌忙间，陈嘉庚竟忘记带手杖就进了防空洞。一小时后，警报解除。众人出防空沿往回走时，蒋介石发现陈嘉庚没有手杖，就将手杖交给陈嘉庚，陈嘉庚再三推辞，蒋介石还是执意把自己的手杖给了陈嘉庚，自己空手与宋美龄互相搀扶着拾级而上。这一举动让陈嘉庚十分感动，终身不忘。

陈嘉庚十分珍惜蒋介石赠送的这件礼物，一直将这根手杖带着身边。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陈嘉庚柱着他赠送的手杖，却与他渐行渐远，最终，又柱着这根手杖走进了新中国，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和600多名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从这一刻起，这位爱国老人已经把自己此后的命运，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不曾分开。